科学立法的三个维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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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必须坚持权利平等原则，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有任何特权，必须统筹兼顾好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关于

关于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必须坚持权利平等原则，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有任何特权，必须统筹兼顾好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关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必须以公民私权利保障为重点，对公权力进行必要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保持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平衡；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权利和义务必须对等，有义务必有权利，义务来源和从属于权利，义务的设定必须也只能是为了权利；关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应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必追究”的观念，坚持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做到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权力与利益彻底脱钩。

必须正视，现实中的立法状况离科学立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公民权益保护不够，某种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民生关切问题、权益保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管不了的或不愿意管的就禁，治不了的或不愿花工夫去治的就限，制度设计不周延，救济措施不足，保障手段有限，有些立法看上去很美，但中看不中用，成为“观赏性立法”，有些立法出台后束之高阁，多年闲置，保护民众权益的立法成为“休眠立法”。

科学立法，在内容上应当进行这些关键考虑。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保障方面，应当由立法予以规定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及时规定，宪法和法律没有禁止的事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事了相关活动，是否进行了不适当的限制和干预，对于上位法明确规定的权利，下位法是否准确、完整地规范到，在具体化时是予以充分保障还是克减限制，对公民义务的设定，是否从实际出发，合理、适当，并充分考虑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平衡性。

在对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规定方面，应当注意到，赋予某一国家机关的某项权力，是否符合我国宪法规定和体制要求，是否符合基本的改革方向，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权保障需要，是否存在部门利益、部门保护以及地方利益、地方保护的情况。既要避免重权力、轻责任，特别是只有权力、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也要避免过于强调国家机关责任而忽视其权力的情况。

当然，科学立法，还要解决法律与道德、风俗习惯等其他规范的界限问题，科学地划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各自的调整范围。法律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东西都要交给立法，法律本身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法律对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涵盖性和适应性存在一定限度，法律的实施需要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条件保障，能够通过其他社会规范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立法。

此外，科学立法还涉及很多历史的、现实的具体问题，要区别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客观上增加了科学立法的难度。既不宜过于依赖经验，使立法滞后于改革，也不宜片面强调立法的超前和引领，既要准确预见未来的发展走向，用立法引领改革，又要理性认识和敬畏改革，避免立法的草率盲动。

再如，风俗习惯、民族宗教、地区差异不平衡等，必须理性对待。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风俗民情、文化传统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大影响，立法时不能回避或轻易改变这些历史遗留因素，不宜简单地用“规律”和“真理”等“科学的”认识来干预宗教和民族问题，而应当予以充分尊重，不宜简单地统一划线，简单地用统一的一种“科学标准”去提出要求，而应当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种合理差异的存在。所以，科学立法，实际上也是一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态度问题、认识问题。

三、科学方法

科学的内容由何而来？一定是民主。所以，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不可分离。法律，从本质上讲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因此，通过立法对利益的调整，必须进行理性的沟通与平衡，必须体现和保障各利益主体不同的正当利益，进而达成共识，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没有民主的立法程序，就很难有科学的立法内容。所以，科学立法，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最有利于多数人表达意志和利益的民主程序，程序越民主，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就表达得越充分，立法的内容就越接近科学。

立法是否科学，一个重要的环节还要看立项是否科学。立项是立法工作的源头，立项工作做得科学，立法项目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前瞻性、合理性等问题研究得充分、透彻，立法质量就很高。实践中，不少地方和部门在编制立法规划时，凭领导个人喜好决定法规立项，一些强势部门在法规立项中主观随意性较大，这必然损害科学立法目标的实现。所以，科学立法的本意是实事求是，从地方实际出发，所谓科学，就是结合本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围绕本行政区域内带有普遍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点问题，尽量充分掌握第一手的、最原始的、最真实的信息，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论证，抛弃一切违背科学的主观立法、随意立法、任性立法，真正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可操作的、管用的立法。立法是难度较大的程序性、技术性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又明确要求，健全立法协调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探索立法中重大利益论证咨询机制，探索立法中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等等。这些都为科学立法指明了方向。从立法的程序完善讲，有必要制定如何立法的技术手册和程序规范，从立法活动的各个环节设定科学的质量标准，统一指导和规范各级立法机关。因此，所谓的科学立法，就是从拟订立法规划、制订立法计划到条例草案的起草、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审议、表决等各个环节都有科学的细化标准，并能采取诸如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列席和旁听、公民讨论、专家咨询和论证等形式和方法，通过健全和完善多数决制度、审级制度、统一审议制度、联组会议、辩论制度、重大问题的事先协调和请示报告制度等，为科学立法提供依据和保障。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1/0624/1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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