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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之诠释性理据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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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西认识论比照为例,中国古代科学是生命的学问,强调整体性,天人合一,学问中更多地透视着“人”对于自然的理解与注解,如老子就强调“大制不
以中西认识论比照为例,中国古代科学是生命的学问,强调整体性,天人合一,学问中更多地透视着“人”对于自然的理解与注解,如老子就强调“大制不割”。而西方的学问是分解的学问,研究者将自然作出条分缕析的肢解。西方传统认识论与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特征表现为理性主义,即通过观察、实验、逻辑论证以证真伪,以寻真理;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是亲和生活,具有笼统的整体性,重内向、重情感、重实践、重直觉,以及非对象化、非实体化和非概念化(喻承久 2009:61-79)。同样须要指出的是,根据王前的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同文化有密切联系,“技”与“道”“术”“器”“象”“意”等认知范畴之间有特殊的关系,这就决定中国古代技术与西方技术有很大差别,其解读也不能仅仅依靠当代技术理论(王前 2009:4)。另外,中国科技典籍具有典型的多义性。语言的多义性决定文本先天需要诠释的属性。保罗·利科认为,文本(尤其是书面语)须要诠释的首要原因就是语言的多义性,即“当我们站在词语在特定语境里的使用之外来考察词语时,这些词语具有不止一种含义”(利科 2015:77-78)。因此,对于听者或读者来说,依据其使用语境从多义中选择意义是一种必须的鉴别活动,这种活动就是诠释。依循其自身的特征和运行规律认识该体系,并与西方科技体系做适度与科学的对比,有利于对中国古代科技做出多元的、开放的、动态的诠释,这种诠释异于简化的、静态的、以追求等值为主要目的的翻译价值评价传统,可以为此类作品的翻译提供更加符合其自身实际的解释空间。
2.21 中国古代科技的哲学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很密切的关系。准确地说,哲学人文思想和方法对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影响,许多科学方法都是直接应用哲学的方法。例如,道家的天道自然被医学、农业和畜牧业广泛应用,阴阳五行直接成为中医的基本理论。(林振武 2009: ⅲ)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亦是如此,其原因正如张岱年所言,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表现出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统一(张岱年 1985:58)。例如,中国古代医学就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由于中国医学与中国哲学关系太密切,受哲学的影响太大,甚至不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蒙培元 1993:196)一方面,中国古代医学追求“辨证施治”;另一方面,它秉承“整体观念”。
2.22 中国古代科技的人文性
中国古代科技如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观点,科技人员的思想和实践大都体现出这一理念,“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相处。“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立性并不明显,它依附于人文学科或者深受人文学科的影响,许多科学方法是人文思想方法的直接应用,其所产生的独特的科学方法没有独立出来。”(林振武 2009:49)
就中医而言,它是一种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①, “但在这一过程中, 医学又包含大量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因素”(林巍 2009:64)。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医学认为,要身体健康,须做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维系一种平衡。另外,中国农学也深受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把天地人3者看成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提出农业耕种要顺天时,量地利,致人和,做到这些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马佰莲 2004:44)。这种人文精神、社会因素以及天地人的有机整体观都会影响读者对此类文献的理解与诠释,更会制约翻译过程与结果。
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诠释性
自然科学的语言本来就存在一些特质,如“不严密、多歧义、具有隐喻性;自然语言的种类太多,翻译、沟通困难,语义保真性差”(黄小寒 2002:234)。只不过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在以上诸方面的特点更为明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其多义性与修辞性。
3.1 多义性
造成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多义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中国古代文字的特质所致,体现在字词、句法、语篇等层面。古代汉语一字多义和通假字现象较多,给读者的多样理解留下较大的诠释空间。余光中对古代汉语的特征有过描述,并将其与西方语言对比,“中国文法的弹性和韧性是独特的。主词往往可以省略,……甚至动词也可以不要,……在西洋文法上不可或缺的冠词、前置词、代名词、连系词等等,往往都可以付诸阙如”(余光中 2014:5-6)。因此,在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翻译成英语时,在很多情况下,原文中的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等在形式上是缺位的,需要译者将其补全,这更增加翻译过程中译者诠释的弹性。同时,古代汉语没有句读,不同的读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解释。其次,同现代汉语,尤其是欧美语言相比,古代汉语大都十分简洁含蓄,“意在言外”“得意忘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都是中国古代写作的特点。再次,“由于受时空的限制,古典文学多古音、古义、古字,而古语、借字也屡见不鲜。解读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流传的过程,不知经过多少次传抄、刻版与排印,每经过一人之手,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长期累积下来,往往鲁鱼亥豕,俯拾皆是。这对读者的阅读,真是造成莫大的障碍”(庄雅洲 2008:93)。最后,中国古代科技多受《周易》、道教、佛教、儒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的影响,如《黄帝内经》之“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中有阳”“阴中有阴”来自《周易》之“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江国樑1990: 32)。由于这些古代科技思想本身具有很强的多义性,故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多义性的又一因素。这种文本多义性为读者和译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不同诠释埋下伏笔。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1/0708/1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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