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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德国学界的教义思维讨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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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倘若我们不以主体参与的“心境”渗入艺术家的创作心境，也就是说，不以19世纪美学阐释学主张的与作品对话，理解其背后的作者，就很容易依靠表现美
倘若我们不以主体参与的“心境”渗入艺术家的创作心境，也就是说，不以19世纪美学阐释学主张的与作品对话，理解其背后的作者，就很容易依靠表现美学，只把创作者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艺术家，把他的作品理解成“这个人”的创作。表现美学基于艺术家传记的艺术批评就从此出发，这其实是一种基于19世纪环境论①环境论(Milieutheorie)由法国批评家、史学家泰纳（1828-1893）提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主张，认为人、人群或文化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误解。例如，1893年，柴可夫斯基作曲了《b小调第六交响乐》后不久，染上当时在彼得堡流行的霍乱而逝世。俄罗斯音乐学界虽有他因同性恋不为上层社会所容而故意饮生水致病的说法，但这并非公论。前苏联影片《悲情柴可夫斯基》里，就有他在冬日走入河中的蒙太奇，配以《b小调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奏鸣曲式展开部音乐。如此解读这部名作，对于创作一部音乐家传记片尚可容忍；但是，音乐学家若以这种传记因果关系解读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名作，得出的结论很难使人接受。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亲自指挥过这部名作。它在创作完成之后，就已不再属于柴可夫斯基本人，像米开朗吉罗的《创作亚当》一样，它的意义不可能在作曲家本人传记里解码。伽达默尔在论述伟大诗人和音乐家的经典性时，曾援引黑格尔对经典定义“赋予自身意义的东西以及由此解释自己的东西”，指出经典性作为“不断更新、激活的东西……一直为我们赢得新的当下。如歌德和席勒、像贝多芬和巴赫”[5]。按照阐释学哲学观点，艺术作品的经典性并不能由外物（如传记遭遇）经过表现美学赋予，而来自作品的“自身意义”。
杜尚《泉》（Ready-mades，1917年）
安格尔《泉》（1856年）
二、达尔豪斯音乐学研究坚持的教义思维
20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1928年–1989年）的音乐学研究贯穿了教义思维，发表了几十部重要著作（其中25部被译成英文）。
结构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主张将史学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结合，致力纂写人类活动的整体历史[6]77。这种构想颠覆了叙述“事件”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原则，已经具有结构史的雏形。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0年）是第一部结构史著作。他提出的“范式”（paradigm）及“范式更换”概念虽便于结构史编纂，但极易被误解为口语的“模式”。
直至19世纪末，音乐学领域只有音乐史学“描述艺术向最高发展”。1885年，德国音乐学家阿德勒提出，应建立“描述音乐艺术最高法则”的“系统音乐学”，即音乐理论、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7]4。他由此获“音乐学之父”称号，实际上建立了音乐学研究的教义系统。
根据阿德勒的设想，达尔豪斯把美学观念、作曲技术、演出机制归为音乐结构史的教义。作曲家以美学观念、作曲技术创作，他的作品通过特定演出机制在社会上实现。结构史的任务在于，论述这些看起来被称为“部分结构”三者间不明确的关联，因为，这种关联是“系统的系统……构成了近几百年欧洲音乐文化的基本模式”[7]125。显然，达尔豪斯用这三种结构，在结构史中贯穿教义思维，取代了传统音乐史学的叙述模式。
结构史与传统音乐史学的时间概念不同。传统音乐史学遵循自然时间轴，叙述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或地区音乐作品的创作过程；结构史只能按30–50年时段，用教义思维论述音乐史短时段的“状况”，得出“相似物”或“同时的非同时性”。达尔豪斯指出，相似物(Entsprechung)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它们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个别现象，按强调观点被整合在统一分析的结构里[8]。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理想类型，具有高度的教义思维特点。同时的非同时性是教义思维扬弃了表面年代学后，重叠起结构的“时间”，即由地理条件、社会结构、政治观点等方面自然产生不同的“节奏”[6]223。例如，恩格斯关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和艺术上“却仍能演奏第一提琴”[9]的著名论述，对历史唯物主义同时的非同时性作了令人信服的补充。
达尔豪斯的《19世纪音乐》（Die Musik des 19．Jahrhunderts, 1980①J． Bradford Robinson的英译本名为Nineteenth-Century Music,1989．）是他主编的7卷音乐史的第6卷，是公认目前唯一的音乐结构史著作[10]。它以所指、共时、纵聚合的教义思维，取代能指、历时、横组合的传统音乐史编纂学法则。《独立音乐观念》（Die Idee der absoluten Musik, 1978）②Roger Lustig的英译本名 The Idea of Absolute Music, 1989．用18世纪以来的美学著述，论述这个19世纪音乐的范式。《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Klassische und romantische Musik?sthetik, 1988）[11]研究了这个教义系统的理论历史及19世纪的体现形态，包括前古典时期的形式美学和模仿原则、霍夫曼的“卿尼斯坦”、比德耶尔的市民美学、汉斯立克的形式美学、瓦格纳的音乐戏剧。上述三部著作把音乐史学与音乐美学融为一体，以教义思维系统研究了独立音乐观念，是达尔豪斯一生研究的经典系列。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1/0413/1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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