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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德国学界的教义思维讨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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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以来,德奥音乐学界就出版了一些伟大作曲家的传记,如施皮塔(Julius August Phillip Spitta, 1841-1893)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19世纪末以来,德奥音乐学界就出版了一些伟大作曲家的传记,如施皮塔(Julius August Phillip Spitta, 1841-1893)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873-1880)、阿伯尔特(Hermann Abert,1871-1927)的《莫扎特传》(Wolfgang Amadeus Mozart: Eine Biographie, 1920;此书大部分改写了杨[Otto Jahn]原著的内容)。达尔豪斯认为,伟人传记的时代已在一次大战后结束,后人再也不可能写出比这些更好的伟大作曲家传记。他为德国作曲家传记《作曲家和他的时代》系列丛书撰写的《贝多芬和他的时代》(Beethoven und seine Zeit, 1987)③MaryWittall的英译本名Ludwig van Beethoven: Approaches to His Music,New York 1991.,从美学、作曲技术上解释贝多芬邻近作品或作品组,把他的作曲家职业理解为“形式思维、结构思维”[12]。这种传记写法不把伟大的音乐家看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把他视为职业作曲家,他的生活领域在以乐音思维创作出的作品。这种人物传记研究其作曲思维,符合德罗伊森为艺术家传记的存在理由所作的辩护——艺术家传记并非因为他们生活的遭遇而值得书写传记,而因为他们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的传记才有意义。
长期以来,德国人文科学教育体制曾规定,学生必须修一个主专业和两个副专业才能获得学位④近年来,一些德国大专院校对此作了改革,允许学生选双专业或单专业的课程。。达尔豪斯在本科阶段曾主修戏剧学(Dramaturgie)。1971年,他发表了两部与戏剧学有关的瓦格纳研究专著——《瓦格纳的音乐戏剧》(Richard Wagners Musikdramen)⑤Mary Wittall的英译本题为Richard Wagner's Music Dramas,1979。和《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Wagners Konzeption des musikalischen Dramas)。前者按创作时间顺序,分析了瓦格纳的11部作品(包括3部浪漫主义歌剧在内)的剧本和音乐,由于瓦格纳亲自撰写了自己作品的全部剧本,音乐戏剧研究必然分不开剧本和作曲;后者研究瓦格纳音乐戏剧的理论、《尼柏龙根的指环》的形式和动机、音乐在戏剧中的手段和起源等问题。这两本著作都不是一般的剧情、选段介绍,而是从戏剧学、音乐学出发,研究瓦格纳音乐戏剧的理论,以教义思维达到较高学术水平。
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其他专题研究,包括《音乐的现实主义问题》(Musikalischer Realismus,1982)①Mary Whittall的英译本题为 Re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1985。、《舍恩贝格及其他》(Sch?nberg und andere, 1985)②Mary Whittall的英译本题为Schoenberg and the New Music: Essays, 1987。。
达尔豪斯的音乐学研究还涉及元理论——音乐史编纂学和美学理论。《音乐史基础》(Grundlage der Musikgeschichte, 1977)③J. B. Robinson的英译本题为Foundations of Music History, 1983。杨燕迪的中译本题为《音乐史原理》,2006年。运用教义思维,反思音乐史学的基本问题,从德罗伊森的历史阐释学出发,对传统音乐史学理论发难。《音乐美学》(Musik?sthetik, 1981)④William W. Austin的英译本题为Esthetics of music, 1982。杨燕迪的中译本题为《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2006年。就音乐作为文本和作品、艺术与趣味、情感与理念、标题音乐、歌剧及音乐批评等美学问题,作了学理论述。《分析与价值判断》(Analysis und Werturtel, 1981)⑤Siegmund Levarie的英译本题为Analysis and Value Judgement, 1983。研究长期以来偏重形式的音乐分析和美学价值判断的问题。
上述专著是达尔豪斯毕生音乐学研究的成果,他坚持用教义思维实施人文科学研究,与传统音乐史学断代史、美学阐释学著作及英美音乐学研究截然不同。因此,如果读者未了解1950年代德国思想界的教义思维讨论,就很难理解这些著作。拿他首创的音乐结构史来说,《19世纪音乐》英译本虽已出版三十多年,但由于英美学术界未掌握德国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教义思维,至今还没有第二部结构史专著问世。他的25部著作虽早已被译为英文,但英美音乐学界迄今未见到遵循教义思维的类似水平的著述。
结 语
“后现代”是当下的时髦话语。它并非意指与“现代”的时间距离,而是指与20世纪“现代主义”相反的观念,实质却是“现代”的继续。1980年,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在获阿多诺奖颁奖仪式上指出,现代“是个未完成的项目”[13],此言不假。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观念变迁大都持与世纪初“现代”相反的另一种姿态,致力于摆脱欧洲19世纪传统。
上述20世纪中叶德国学术界的教义思维,矛头直指19世纪人文科学遵循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提出人文科学、艺术学研究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要理解作品的意义。这里也包含后现代思维的滥觞。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 网址: http://www.zrkxzzs.cn/qikandaodu/2021/0413/1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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