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基于古典时(2)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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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基于古典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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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与共同体的中间价值

(一)人性与共同的人性

建立于个体的不自足性的认识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实践的城邦中，个体通过分工彼此满足需求而成为联系着的共同体，不自足决定了对外依赖性，安全、食物、产品等的需求让人性得以本原化，恐惧、荣誉、利益在雅典人看来是人们服从的三个最强烈的动机，也就是自然人性的部分。这个人性在驱使着人们按照弱者自由受制于强者的“既有的法则”[6](P8)以力量对他人实行统治，城邦内以力量而宿命以待。当城邦共同体内在的价值逻辑外化为城邦与外部世界、城邦间的价值范式时，就导致了武力统治和征服被赋予了自然正当性，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确的自然性”即共同体的正义性，特定环境中采取适当的行为是反映共同体成员发展了的实践能力，源于自然界为获取食物而狩猎的战争,就是为获其财富或生活资料的对“原本应被统治而不愿被统治的人”发动战争。[3](P23～24)便具有了基于自然方式的自然正当性。在这里城邦的自然性正义因其对于希腊人的单向度性，而与被视为蛮族的野蛮行径并无二致，自然与野蛮也便混为一体。希波战争后，雅典在希腊各城邦国家中施行帝国的政策，被其他城邦视为是破坏了所有城邦的共同善，就是公平与正义，就是雅典出于单方的利益，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按照“自然的必然”去统治权力所及之处，要求米洛斯人的顺服，就如野蛮得近似波斯和马其顿征服一样。恐惧不独在小的城邦，驱使大城邦的霸权的恰恰也是不确定的恐惧，只是力量上的差距，造成了恐惧的不平衡，让权力施行更加利己随意，因此也无法实现那种基于只有双方服从于“相同的必然”时才被讨论的共同的正义，恐惧、利益驱使个人和城邦从事征服和抵抗——主观上的自然和他称的反自然的事情。

(二)共同体的价值的中间性与“充要性”

对于人之善所达致而言，不同于低级别共同体的必要而不充分，城邦共同体自然范式则是必要而充分的，就是其通过人走向公民并以维持公民生活构成人至于善的全部条件和唯一可能；而中间性，则体现在城邦共同体是由动物自然生长而至城邦，又以公民身份回归人的价值实现上，城邦在不能自足的人们之上所起的实现整体自足的中介作用。这种价值是通过城邦内外的实践来体现的。在城邦内，城邦通过其民主制的发明和尝试，让平民得到分工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在城邦世界的各个政治蚁丘间，人们的交往只有当城邦间签订商业协议之后，那些旅游者和商人才能以“协议平民”的身份，获得在其土地上解决争端的机会，而不是只能通过报复和破坏对房财产的这种海盗行为进行。[7](P26)或者，通过实行“第三方仲裁”来阻止城邦间战争的进行；在众城邦之外，共同的人性，特别是共同恐惧作用下，城邦联盟以一种更高的共同体形式不断出现，那种“战时同盟”，为城邦和维系于城邦的个体价值提供了一种更强大的权力和存在方式。希波战争促使相互间结怨的希腊各城邦努力将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城邦联合起来抵抗波斯大军，面对波斯征服的希腊世界的同一性超越了各城邦的同一性，这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新现象”。[8](P323)希腊世界的同一性就是在北方人、波斯人的入侵中所激发，从而拥有了一个“希腊人(Hellenes)”这样的集体自称。在保存这一点上，在希腊世界内复数的国家短暂的具有了同一国家的特征，正如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复数的国家”命题，“一个”国家才是拟定中的理想的国家，而不是“似乎是一个”的国家。[5](P138)同样的，在科西拉内战中，恐惧导致了对于强权必然性的抗拒，而不是对其顺从，同盟就作为一种产物，就是每个城邦的民主制的捍卫者求助于雅典，而寡头制的捍卫者求助于斯巴达，这样一个原本追求各城邦内部同一性的斗争，却恰恰带来了与外部同一性的联合。一城邦内部的“例外”与另一城邦之善的联合恰恰是国家“强大”的奥妙所在——执行关于盟友的计划，从而在希腊世界内部形成了跨越城邦的更高级的价值共同体。因而，作为既有生活中原本因城邦的至善圆满而不存在、不必要、不自然的超城邦间的共同体形式，正是从彼此联系着的人性和人的范式上以自由公民的主体性超越了雅典公民、斯巴达人，希腊人的主体性超越了科林斯人、雅典人差别而尝试的。

三、共同体价值的失范

(一)自然与正义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