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基于古典时(4)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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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基于古典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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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主之善并不单单取决于城邦本身，它同样取决于外部，这就是城邦价值不完全性所在。假定城邦处于完全的孤立状态，那么城邦将是一个自我完善的共同体；但事实是城邦在安全、交易上是彼此联系着的，甚至例如海上贸易可以发展到成为一些城邦国家赖以维系的程度，如科林斯控制着希腊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商业通道并征收通行费而富裕起来，[10](P234)而雅典更是多为推动贸易而对叙巴里斯、克尔松尼斯这样西地中海和黑海要道发动殖民活动。如果所有城邦都是自然而善的，那么每个城邦的共同善取决于城邦本身和内部；但如果面临城邦之外的专制或者海外自由人，例如雅典之于斯巴达，小城邦之于雅典，希腊世界之于波斯、马其顿以及迦太基等的冲突时，城邦之善可能覆灭，公民无法依赖城邦成之为公民，城邦也有可能无法依靠公民之各行其是而自我成全，这时候城邦的价值取决于存在本身，而存在却并非取决于自身。

2.高级共同体的价值通约失效

更高共同体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种族身份价值，一个是公民身份价值。以斯巴达为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逐步形成多利亚人的种族身份特征，这与经“提洛同盟”而强化了的以雅典为首的各城邦伊奥尼亚人身份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从而使伯罗奔尼撒半岛对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更加恐惧而影响到了城邦间关系和同盟的缔结。在希腊的东部，雅典霸权构成了对“提洛同盟”的价值不可通约的实践。因共同抵御不具节制和疆界的自我限制的理性和价值范式的波斯人的入侵和保存城邦范式，伊奥尼亚人及其他小亚细亚希腊人投身于雅典人的领导下进行了抵抗波斯的米卡勒战役，这个包含有175个城邦国家、被称为“提洛同盟”在波斯的威胁消失之后，对于多数的加盟城邦而言，价值范式也就自动瓦解了，但雅典人凭借财政、军力，以及阐释权上的领导地位，继续按照雅典人的意志大肆征服，造成那些不愿加盟的城邦、蛮族控制的城镇，以及那些为抵抗波斯进而共同让渡权力的各盟邦因无法退出同盟而被削弱了自治权，包括贡税、提供军队等听命于雅典政策，沦为了雅典的属邦，雅典成为了希腊城邦的“僭主城市”。[7](P35)经由对同盟者的控制，雅典从城邦国家转变为帝国，雅典人将他的自然正义强加给希腊世界，但在被降级为属邦的公民而言，新的帝国不能给予非雅典人以雅典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人们在公民价值上的不可通约昭示了雅典帝国的正义仅仅只是雅典公民和雅典城邦的正义，这种雅典中心主义和排他性的正义专属原则，使得从同盟转向雅典帝国这一更高的共同体后共同体缺乏普遍的正义性，城邦价值范式不能为更高级共同体提供统合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此外，斯巴达模式同样破坏了高级共同体的价值范式，在希腊世界内部，专制传统的斯巴达时刻保持着对城邦民主的威胁，两种范式之间的张力，无法形成一个高级共同体，斯巴达的强权范式与实现希腊人自由的自然范式是相背离的。

此外，城邦的自然范式经历了两次回归的失败，一次是在斯巴达衰落后城邦生活方式的回归，最终因马其顿征服以外部更高权力而非相同意识和共有范式的方式缔造更高共同体而终结，这短暂地维持了以城邦代表委员会形式的希腊城邦间联盟和“共同和平”；另一次回归则是在马其顿帝国解体后，历山大设想的“欧亚通婚”以实现其所祈求的希腊世界和波斯人能组成一个联合的共同体[11](P79)的普遍主义正义寿终正寝后，各地重返各自的正义。但完全主权和独立的城邦范式无法解决普遍联系并与外部联系的彼此的争端和威胁，这为它们求助于和让渡于外来的罗马权力，并伴随罗马境内主体差异性增量超越同一性存量，而不得不诉诸另一个希腊化的观念——自然法，并以自然法范式重构了更高级共同体。因而，无论是面对因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而遭受外部威胁，还是帝国内部价值不可通约造成的非同一性而来的分离，城邦除非有能力孤立存在，否则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即自然范式的共同体是否包含着个体自然发展的全部条件。如前所述，人因自身的不能自足而从自然人发展到城邦的国家，这一自然政治和设想的理想国家经过普遍联系着的国家间政治实践，证明了“从动物到公民”的理性之途——为善的共同体仍然是不能自足和道德上不能自我圆满的，因而也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共同体，这使得超越城邦国家的更高共同体的需求和价值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