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基于古典时(3)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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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体探索与实践中的自然范式基于古典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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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体自然对整体自然的冲击和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

城邦国家因着自然而为公民的共同善而存在，使公民处于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事务，并且建立起了“城邦——公民”的价值关怀体系，但自然主义规则使得领袖，以及自下而上的英雄在为共同体公共福祉行动之时，同样保留了个人对荣誉、特权、力量的雄心，“共同体义务与个人雄心之间的张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两者的冲突”。[9](P40)虽然亚氏也认同“城邦以正义为原则”[3](P9)但就正义而言，其内涵是“相互的善意”[3](P16)还是“强者正义”[3](P27)在希腊时代没有给出精确答案，但实践上，显然属于后者，就是暗含目的的“自我”的优先性安排，它使城邦内部就从一开始就因这种个体自然而存在一个关于最高地位、最大权威的纷争，以至在城邦内不断出现僭主制、贵族制和民众政治的历史周期循环；在城邦间则存在本邦作为共同体的荣誉、利益、安全最大化的“修昔底德陷阱”和在联盟——更高共同体中最高权威——霸权的争夺。纪事家修昔底德在记录科西拉内战时，发现双方“预先制止”“报复他人”优先于“避免伤害”，以及背信弃义的自保安全优先于“同谋者通过相互发誓认同彼此”，成功的欺骗可以赢得竞争桂冠的目的论导致了以共同善为目的的“城邦即为公民”的自然转变为城邦即为个体“自我”的现实主义转向，促使“自然状态”从柏拉图学园里的自然创造之善走向修昔底德的现实之恶。而以“公共正义”为名的共同善恰恰成了遮盖“自我”目的论和各怀恶意的最好的自然正义，就是一边力捧政治的民主和法律的平等，一边主张实行贵族统治；以公共利益服务之名谋取私利。

2.首要身份的分化与同一性的分裂

城邦是以分工的实践来促使共同善的达成，从柏拉图那里可知，好的国家应该具备的品质之一便是正义原则，然而因着自然和天性，正义原则被定义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合适他天性的职务”，就是“做自己的事”，[5](P154)也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对每一事物各赋予一个目的”的“专用”“而不混杂”。[3](P5)这个个体自然正义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排除个体与他人关系造成了城邦道德的个体化，即公民只负有当负的义务和德行，对不当负的被视为僭越，个体化的道德对城邦公义和同一性而言是破坏性的，特别是当遇到公共福祉的决策和抵抗外侵时，底层民众与奴隶们对该城邦共同体的道德义务减退，如宿敌波斯军队中的希腊雇佣兵问题；另一个是造成了民众因已有的在智慧、知识、力量和财富上的差别经验所做的分工固化了身份的流动性，特别是将是否有闲暇和不为生存所迫而做的工作作为穷富的标准，这一点颇似马克思那里的“必然劳动”和自由劳动的差别，这一被基于天性的分配使得公民和奴隶在职业上固化为首要身份，富人从富人的身份考虑政策，执政官从执政官的身份行动，穷人和奴隶则从各自的身份去从事活动，那种柏拉图式的排除兼有诸身的来自“一个的”人的价值能制造国家的同一性的假设，反而造成了公民间的巨大的身份区别，从而建立起了一种自然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成为类似现代语言意义上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那么为公共事务决策就极容易从争吵变为冲突，“一个的”国家的自然正义最终敌不过“似乎是一个的”国家中的“谁”的正义。这样就让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家中以节制将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无论是智慧、财富、力量、人数方面都结合起来，在国家和个人身上造成某种和谐——一致性和协调[5](P152)——的愿望落空了。

(二)共同体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完全性

1.城邦之善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完全性

从自然的“共同体”——城邦在与公民的自然同一性构成了城邦这一共同体道德和价值上自足的假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首要之善就成了公民的资格和活动，这就是他认为的共同体的价值所在和人类价值的顶点；然而正如柏拉图在论及理想国家四个品质之一的“节制”时所言，“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较坏的部分，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的控制，反之，就是成为自己的奴隶和没有节制的人”[5](P150)因而一个好的城邦国家就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节制的理想和好的国家的建设假设，在政治实践中事实上体现在了法治上，就是法律至上原则，法律作为非人格的品质、[4](P171)超人格的特征，是包含个人意志在的公众意志的体现，因而是一种服从自己的管理。然而，城邦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显然在野心家那里得以彰显，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专制、僭主政治的不断出现，证明了城邦自身败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