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之诠释性理据分析(3) - 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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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之诠释性理据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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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大都呈现出意义的多样性。《黄帝内经》的评注大家王冰在评价其语言风格时说，该书“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王冰 2016：序)。以简洁的文字表达宏博的意义，道理深奥，旨趣深邃。因此，这种文字必然给读者留有较多的想象空间和诠释余地。例如，在《黄帝内经·素问》的 “八正神明论篇”里，“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焉，今何法何则？”此句大意为，黄帝向歧伯询问关于用针的技术，有何方法。其中关于“法”的解释，王冰和张介宾各有不同。前者解为“法，象也”，后者释为“法，方法”。

《黄帝内经》的译者Ilza Veith认为，在翻译该典籍作品时，最大的挑战在于作品中的每个汉字和句子都具有多义性，同时中国的典籍作品大都看似无语法规律可循，又缺乏句读(Veith 2002: xviii)。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在文本(这里主要涉及语言特征)方面极具特质，这也是此类文本翻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文本诠释学的角度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此类文本在翻译与诠释时的问题、制约因素等，以便制定出适恰的翻译方法和诠释策略。

3.2 修辞性

修辞是语言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英文是rhetoric，源于希腊语rhētōr，意为“说话者、言说者”。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找到可以用来说服方法的能力”(Aristotle 2007:37)，这种能力不同于辨证逻辑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的核心在于说服读者/听众。由此可知，修辞是用来说服、劝说听众的能力，此种能力有别于逻辑论证。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关于“修辞”的解释是，“说话或写作的艺术，以说服或影响他人为目的”(Mayor 2010:1500)。由以上考察可知，修辞是语言的重要特征，是考察文本的主要参数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科技文本的语言修辞性不强，因此，有关该类文本修辞性的研究较少。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科学哲学的诠释学转向，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科学、技术文本的修辞特征。“20世纪后期，不少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开始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有的从自然科学案例入手，分析科学史上一些重大理论发现背后存在的修辞学思想；有的基于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寻求修辞学与科学推理、理论选择和逻辑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李小博朱丽君 2006:76) 这种研究主要源于以下事实，即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修辞性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实践中语言符号的选择只有通过修辞学才能解释，科学研究活动是一个修辞性交往的过程。(同上)

其实，修辞表达并非是文学作品的专利，科技文本也使用多种不同的修辞手段，以实现作者表达和论证的目的。艾·阿·瑞恰慈(I. A. Ri-chards)指出，“我们不用读完三句普通的流利的语句就会碰上一个隐喻。……即使在已经公认的严谨的科学语言之中，如果不花大力气也不能把它排除掉或防止使用它”(1936:92)。以隐喻为例，“隐喻存在于所有类型的语言中，绝非文学语言所独有，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法律等诸多领域都是隐喻丛生。……因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思维现象”(叶子南2013:21-22)。从认知隐喻的角度看，隐喻的基础不仅是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且还有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悟所形成的相似性。最重要的是，修辞是语言的天性，“从远古到现代，从诗学、文学到哲学、文化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运用隐喻的方法，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科学理论陈述中一些重要的核心概念往往都是隐喻性的，而且这些隐喻概念被科学家作为新的科学事实和概念前瞻性发现的重要工具使用”(郭贵春 2007:4-8)。因此，20世纪产生一门学科——科学修辞学，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科学研究对象及过程的哲学性修辞分析，揭示科学理论实体和知识形态的修辞学特征，阐明科学论述和文本的实质性内涵，从而表明科学解释的价值和科学修辞的意义。(同上: 105)如果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修辞性特征剥离出去，则会造成诠释的片面性。

同现代科技文本语言相比，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的语言修辞性更强。例如，《黄帝内经》经常采用多种修辞方式阐述医学思想和治疗方法，该书“除现今较为流行的比喻、比拟、借代、对偶等方法外，还广泛使用诸如联珠、辟复、互文、讳饰等卓异修辞之法”(孙凤兰 2016:110)。《淮南子》语义深奥，并因为深受楚汉赋章法的影响，其文多用修辞之法。《墨子》一书虽然语言素朴，但是依然采用多种修辞方法进行说理。